朱枫 ：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江姐”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七）

　                    陈 辉

     千余名台湾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就义前最具震撼力的照片就是朱枫临刑前的情景，刚毅、无畏，宁死不屈，临危不惧，巾帼英雄慷慨赴死的镜头惊天地、泣鬼神，令人敬仰，使人难忘。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朱枫之死，死的悲壮；朱枫之死，死的光荣！

（英勇就义的共产党员朱枫烈士）

　朱枫，女，1905年生，原名桂凤，改名湛之，浙江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人。出身富裕家庭，父亲朱云水是镇海、舟山一带渔业界名人，管船队、开渔行，有万贯家财。朱枫“不仅字写得清秀，还能画画，绣花、做女红，更是一把好手。　

    1914年入县立高级女子小学，1921年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在这里她认识了同学陈修良，后来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他对朱枫后来人生产生较大影响。在陈修良的带领之下，朱枫走出闺房，在1925年“五卅运动”所引发的学潮中第一次走上街头，兴奋地参与各种示威活动，爱国的火种和革命的热情已蛰伏在这位热血青年的心头；1927年远嫁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举家返乡，翌年丈夫陈绶卿病逝，她独自照顾前妻所生的四个孩子。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投入救亡宣传活动，参与救护遭日机轰炸的死伤人员，期间，与朱晓光结婚，当年底举家去武汉，次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武汉失陷前返浙江，在金华帮助台湾爱国志士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慨捐800元，并向义勇队少年团捐赠衣物。

　（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朱枫烈士）

   1939年秋，朱枫与朱晓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设随军书店。1940至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先后坚持在新知书店和书店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年夏，化名周爱梅，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次年春朱晓光越狱成功归队。1944年初至沪，朱枫参加书店驻沪办事处筹组同丰商行。10月，同丰商行遭敌破坏，朱枫曾被捕押于日本宪兵队，经受酷刑，守口如瓶，后经组织营救出狱。

　　1945年春朱枫加入中国共产党，调至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经理财务，兼管情报部门经费，巧妙周旋于国民党经、军、警上层人物之间，保护党的事业和同志安全。1948年秋，调香港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1948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加速崩溃，香港成为双方角力的重要战场。当年深秋，朱枫被中共华东局派赴香港，表面是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员，实则继续从事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

　　1949年9月24日，在写给朱晓光的信中，朱枫明确表达了对六天后就要举行开国大典的红色首都的向往：“多么有趣的地方啊！我也遥想着，只是不能去，想想而已。”

　　11月4日，朱枫又在给晓光的信中吐露自己的心情：“今日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寄给我的，我知道你一定以为我也许走了。就不必再写了。好吧，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再见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二个月，朱枫还在香港搞党的情报工作，丈夫朱晓光己随解放大军，从东北南下，来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被任命为市新华书店主要领导。从8岁起就在随军征战中长大的女儿朱晓枫已经18岁了，进入上海医学院学医。十多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们的一家为民族解放，战斗在天南地北，忘掉了自己和亲人的安危。现在，战争逐渐远去，和平建设即将开始，一家人是多么希望团聚呀！特别是，当朱枫得知自己的丈夫积劳成疾，身患肺结核时，更是牵肠挂肚，二天发出一封家书，又安慰，又叮咛，对未来温馨的家庭生活充满憧憬和向往。领导上了解朱枫家庭的实际情况，已经决定让她调往上海。这年8月，朱枫把带在身边正在读小学的儿子朱明，托好友先带回上海，而自己正在把手头的工作做个了结。办好工作移交，她写信给丈夫和女儿告诉好消息：“现在随时可以走得了！”

　　正当朱枫一家在港沪两地共梦团聚的日子里，华东局有关领导正为一件重大使命而举棋不定。新中国即将成立，解放台湾箭在弦上，但舟山、金门之战意外受挫，急需派员入台与台湾地下党取得联系，但谁能担当如此重任？忠诚、机警、成熟，而且在台湾还有社会关系，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

　　可是，有关领导却十分犹豫，因为他们深深了解朱枫十余年来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在她即将调回上海一家团聚的时候，又让她担此风险，确有不忍。但在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时候，终于找她谈话，并征求她意见。这个任务虽出乎预料，但朱枫稍作思考后，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立即挥毫给丈夫写了一封不好懂的家书：“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朱枫26岁远嫁东北，丈夫是沈阳兵工厂炮厂的总工程师。“九一八”事变后，不愿做亡国奴的她和她的丈夫，举家返镇海。第二年夏，丈夫不幸病逝，留下两个孩子，大女儿阿菊，女婿叫王昌诚，那时是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几个月前，朱枫刚刚接到过女儿女婿的来信，邀她去台湾玩，还寄来“入口证”等证件，但被她婉言谢绝。现在，她真的要去看望多年未见的女儿女婿了，但心却是沉沉的。在她身上，有组织开出的两封介绍信，一给蔡孝乾，二给吴石；在衣服隔层中，还藏有金链和金镯。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乘轮船从香港抵达台湾基隆，前夫的女儿阿菊和丈夫王昌诚一起来迎接这位妈妈，虽然不是亲生，但阿菊和朱枫母女俩关系很要好。女儿女婿已经静候多时了，码头上母女的热烈相拥。根据出发前与上级的商定，这次赴台，她只单线会两个人，完成任务即返回。

　   （朱枫生前与孩子合影）

　凭借阿菊夫妇的天然屏障，她先会蔡孝乾，双方约定联系方式；不久又与吴石接上头，并前后七次相晤，获得大量极其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又迅速通过关系，陆续转香港送往大陆。40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枫顺利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得到上级的指示：“速回”。

　　朱枫让女儿阿菊买了返香港班轮的船票，还顺便托一位商界朋友捎回给上海亲人的一张便条，简单到只有几个字：“凤将于月内返里（朱枫在家小名桂凤）1950年1月14日。”日夜默默祈祷平安的上海亲人，接到朱枫的亲笔字条，心中的甜蜜无法形容。

　（朱枫烈士故居）

　正当朱枫浸沉在功成凯旋的喜悦之中时，她万万没有想到，厄运正在向她逼近。原来，台湾地下党两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朱枫得到警报时，台湾己经实施戒严，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被关闭。在紧急关头，她求助吴石。吴石冒险亲自开出“特别通行证”，通过军用飞机，将朱枫送到还在蒋军手中的舟山，谋求利用舟山渔船，让朱枫返还老家镇海。

　　2月2日，蔡孝乾也落入敌手，很快叛变，全部供出党内机密，包括朱枫和吴石。他还亲自打电话找朱枫，但朱枫已经飞了。而特务在吴石寓所，搜到为朱枫开出《特别通行证》的证据。于是，吴石“通敌”罪证和朱枫去向全部暴露。朱枫到舟山后在某医院的好友处藏匿，2月18日，朱枫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

　　朱枫意识到在劫难逃，在沈家门羁押时，从皮衣的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四次把有二两多重的金属吞服，决心以身殉职。但被敌发觉，到医院把金物取出，押回台湾。

　　国民党特务原以为朱枫女流之辈，一定会像蔡孝乾一样贪生怕死，出卖同党，但朱枫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法庭上,朱枫不卑不亢，法庭上的新闻摄影官拍下的照片记录下当时的情形：法庭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法警，肃穆、恐惧的气氛逼人，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旗袍出庭，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只见她双手揣在一起、万分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

　　国民党保密局在“吴石案”的综合检讨中，反映国民党眼中的朱谌之：“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之处。”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半，无可奈何的国民党当局将朱枫枪杀在台北。临刑时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7弹，壮烈就义，是年46岁。

　　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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